ID：文脉，是在博物馆设计中经常提到的名词，我们今天谈到博物馆，应当是城市整体空间中的一部分，那么，博物馆的室内设计中，如何凸显城市的文脉？
　　程旭：博物馆的文脉，要从博物馆在新中国的发展史说起。在建国时，我们已经接管了三十多家博物馆，比如东北烈士纪念馆，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原是俄国的建筑，日占时期是日本驻辽宁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当时就关押在这里。建国时被接管时，成为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和旧时代的文脉就这样联系起来。现在这里又在准备改陈，但思路还是延续文脉。
　　文脉是另一种文化上的延续，视觉上的延续，也是造型和结构上的表述延续，反映到博物馆的室内设计中就显现出一种时代的特征，60年代的国家博物馆就是万岁馆的总体形象，对全国的博物馆建筑和展厅的设计都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在那一时代建成的省市博物馆有河北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以及二线城市的邯郸市博物馆、唐山展览馆等。室内的设计也是模仿苏联的做法，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苏联展览体系的延续。
　　改革开放后，博物馆在城市中的功能渐渐发生变化。从普世价值的推广渐渐转化成为一种对原有城市功能的活跃。这时新建的博物馆有河南、上海、山西等省市的博物馆，以及中国科技馆（旧馆），他们的出现，使博物馆的空间形象发生了变化。

日本奈良博物馆展厅，佛教手势形状的支架，表明展厅位于一座寺院中

正阳门博物馆展厅地面的中轴线设计，把城市的核心融入博物馆

台湾鸿禧博物馆，地下空间实现了室内外的对话与沟通

　　直到近期的国家博物馆改造，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造成为一种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这次改造，得到了国家博物馆原设计师张开济先生的认可。在张开济先生去世前，他看到了国家博物馆的设计图纸，他觉得很欣慰，说，“比我们当时做的好。”当时因为经济条件限制没有达到高度的室内空间，在这次改陈中达到了。看过图纸五天后，张开济先生含笑九泉。但这次改造，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比如，只是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外壳，室内全部更新。连原有的地面都换掉了。原有地面上的图案，在不同的展厅有不同的意义，现在去掉了。原有的文脉，被割断了。甚至连国家博物馆的门窗，全部换上了现在流行的装饰材料，原有的大铜门，被换掉了。

　　还比如国博的大厅，原有的设计是董希文的油画，现在被去掉了，入口，出现了重达500吨的，根据徐悲鸿的国画作品创作的浮雕《愚公移山》，但是采用平光，很难看出效果。这种作风，也是当时万岁馆的遗留。也许，这是另一种文脉的继承。而这种作风，又在很多地方博物馆的改造中被借鉴。这次改造还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对中国通史展览的忽略。从位置上讲，通史展厅位于新国博的地下一层，这似乎与国之正史的地位不符。而且，国家博物馆的通史陈列，应该代表了国内最高的考古学科的发展水平、历史学科研水平和陈列艺术设计水平。但放在地下展厅，显然有重视程度不够的感觉。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也是国家博物馆向多元化艺术博物馆转化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是否成功，是另一个问题了。
但在这次改造中，陈列设计还是较好地延续了文脉。比如，他运用了老国博延续下来的旧展柜，对展柜进行改造，展柜内加装了温湿度调节设施，更换了灯具，这样，现在与过去就找到了对话的接口。展柜，成为延续文脉的方式之一。
　　在日本的很多博物馆，也有这样的例子。而且，展柜接续文脉的方式远不止这一种。日本奈良博物馆的展柜中的支架被设计成一只只有意味的手，用佛教中手的造型作为文物的支架，而这个博物馆正好位于一座寺庙中。
　　而且，用博物馆的室内空间体现文脉的方式是很多样的。比如正阳门博物馆陈列中的城市中轴线的设计，用中轴线贯穿东西，在轴线上标出，距离天安门多少米，距离箭楼多少米，距离人民英雄纪念碑多少米，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坐标和在城市中的位置就一下子清晰起来了。而上面标出的经纬度，则指出了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巧妙地把一座城市的核心融入博物馆，这，也是历史文脉在博物馆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