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丁琦）：这位朋友的问题好比在井冈山时代，林彪同志给毛委员写的一封信，“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差不多。
   
    记者：我问的是设计师的心态。
   
    王琼：做任何事情都要沉下去。你就到银行拿一万块钱现金，你不沉下去，点都不点，拎着就跑，少两张都不知道，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姜峰：我理解他问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座大多数是西安的设计师，所谓这个圈子里面，好多人大家都在比包装，我今天买一个奥迪，我明天就要买一个宝马。
   
    王琼：就是说明你们都是在随大流，哪一天你什么都不买，骑自行车了，马上就不一样。我现在有一个小自行车。
   
    记者：设计师走的路线还是维持自己原创的路线。
   
    主持人（丁琦）：原创，但不要太怪。
   
    王琼：我明天谈一个方法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听，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人解决自己在设计过程当中路径的问题，路径走得对了，以后你会走得很远。
   
    主持人（丁琦）：王老师前面讲他喜欢星巴克咖啡，我接咖啡再说一句。之所以有星巴克咖啡，因为美国咖啡是咖啡水，所以那些年轻人到了意大利喝过意大利咖啡以后，觉得该用这个方式，但是他已经美国化。我是去年咖啡师中国区的评委，我也不喝星巴克，太烂了，用纸杯的东西我都不爱喝，都有纸的味道，我们一定要是小杯，去头去尾，那个蒸汽到多少，打出来奶泡是多少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至少星巴克能满足大部分要求，我觉得设计也是这样，追求那个小杯的是美食家的爱好，但是大家还是星巴克为好。
    你说的文化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爱翻翻老书，中国人一百年来文化是割断的，首先是五四打翻一次，我们60年代彻底又打翻一次，到了80年代以后，有新的文化了，所有都是以钱为主。这三次以后，中国人是没有什么文化。有文化，就是今天要做世界最强的国家，最有钱国家，设计师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做什么项目，我至少可以看你开什么车，员工有多少。
   
    王琼：这是非常可怕的。
   
    主持人（丁琦）：这不是设计师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国家层面解决的问题。

  记者：我有一个问题问姜峰老师，刚刚王老师也提到，他说他做到现在也一直在打工，但是您既是一线设计师，同时也是管理自己的公司，今天在座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也是开了自己的公司，您对于设计师管理自己的公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能够给我们的年轻设计师分享一下？您准备上市吗？
   
    主持人（丁琦）：你问的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用经济角度来回答，原因很简单，第一个，王老师可能作为金螳螂，也许受过保密训练，不能乱讲。第二个，到目前为止，跟我认识的王老师，这十几年他还是艺术家，他并没有改变成商业，金螳螂很尊重他，由他一个人去玩，其他799个干活，是由他来玩，做艺术的东西。
    将来有没有可能将来走上这一步，不太好说。最简单一点，为什么要上市，世界上所有的公司上市就是一个做大企业要上市，但是做大老板是不上市的，上市公司赚钱并不是太多，所以就是看他需要什么。在中国来说，一板绝对上不去，最多是二板。设计公司拿了多少，三年五千万，盈利多少，这可以做报表，问题不大，你上市以后干什么，圈钱，能圈多少呢。圈了钱以后你去收购，但是收购人，这批人明天一走就没有了，所以设计公司上不上市，我觉得上市最大的一个好处能吸引人才，你的牌子大了，人家好像说我在王琼手下干过，我出去工资高一点，我在姜峰公司做过副总建筑师，工资高一点，无非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大家看将来凡是上市的，要么有其他的想法，要么就是有点缺钱，就是这样。
   
    姜峰：刚才王老师讲的我非常赞成，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浮躁也影响了整个设计师团队。去年我去英国一个事务所，现在已经将近一千人了，他现在在英国本部大概也有几百个设计师。它的设计师的组成，这些毕业几年内的设计师都是在做着最低级的制图工作，没有那种一夜成名。设计师，目前在我们国内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我们有很多机会，遇到一些好的项目。另外一个好的条件就是可以有好多有经验的前辈能够学习，缺乏的就是踏踏实实的精神，如果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他离成功也就越来越近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设计公司管理的问题。其实设计公司的管理，我认为应该说是一门学问，有的人是演而优则唱，演戏演的好就可以去唱歌了，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设计好的人就可以做管理了，其实我认为还是不同的，隔行如隔山。我们有很多好朋友，设计师，也是做得不错的，作为老板经常是下午两三点钟去上班，我们认为他是很出色的设计师，但是作为一个正规化管理的公司的一位老总，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完备的。如果上午有客户来考察，他手下的人说：对不起，我老板还在睡觉呢。我想任何一个业主都不愿意听到这种回答。所以我认为管理和设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到现在为止认为王琼主要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行政上的管理。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就看你的侧重点，我认为哪个方面都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他是设计方面很有才气的人，我认为他没有必要把过多精力放在管理上，他可以让他的专长充分发挥。如果这个人热爱管理，或者希望把他的团队不断的壮大，不断的提高，让这个团队能够更具有一个国际化的水准，他可能在管理方法会下更多的工夫。我认为一定要把它分开，不要混为一谈，不要认为这个设计师设计的好了，就可以把一个团队管理的好。我认为这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然也有可能两者兼顾，但是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我们说贝聿铭就是这种人中极少的人之一，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设计大师，同时他也把他的团队，甚至他的品牌作为很好的一个推介。其实今天演讲嘉宾实际演讲的效果跟我们想象的还是有所区别，像贝聿铭的演讲非常精采，口才非常好，他能够把你感动，能够让你真正进入他的世界。我认为像贝聿铭这样的人才是属于两者兼而有之，他也会推荐自己。分三种类型，一种是纯设计，一种是纯管理，一种是设计和管理相结合。我想面对不同的人，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不同的公司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如果这个公司是七八个人的小公司，我认为管理不是大的问题，完全可以把精力更多放在设计作品质量上，如果像几百人的公司，或者几十人、上百人的公司，我想管理方面一定要再上一个台阶。

记者：我觉得今天很好玩，我们两个主要嘉宾，王老师从做设计一直到现在，到一定高度之后还在坚持做设计，姜老师，当设计到达一定高度之后转型，有商人一些色彩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的设计界未来设计师可能就出现两个趋势，一个一直坚持打工皇帝，我们就做设计，一方面就开始转型成为商人了，会不会转为这样两个趋势？
   
    王琼：我现在退到教育战线上去，跟人的爱好有关系，我自己感觉我比较适合做设计，另外我也不觉得我是设计师，我也不是什么画家，我只是一个文化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然是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自己的生存，要做这样一份职业，但是这个职业好在也是自己喜欢的职业之一。有时候我案子比较多，有我分两个，一类是作为产品，我觉得如果为了生存，为了这个行业解决问题，我们先按一个成熟的产品来讲。比如我们现在做大量的星级酒店，基本属于产品类的，我们跟香格里拉配合，因为它有它的DNA，我们跟（喜达屋）配合，他有他的一些精神，我跟洲际配合也是这样。我们在做的时候完全从一个职业的角度去配合他们去做，怎么样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方面我们是专家，怎么样空间的摆布的流线更加合理，怎么样去利用它所有边边角角的这些所割裂的正形和负形之间的关系，墙内和墙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解决它的照明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它的一种艺术氛围，同时又符合它整个集团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所以凡是你看大牌的东西，很难有特别特别类型的，因为它的性质要求不一样，它是酒店，要造成一个宾至如归的地方，当然每个地域和每个区域的民族不一样。像在首尔做的（喜达屋），有一次晚上的夜灯LED是蓝的，我自己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房间全白的，在我感觉就像病房。有一次我们在首尔开年会，在追捧这些东西。就跟当时若干年前流行简约主义，在家里做的简约主义，连鞋都不敢乱拖，我说人家回家以后就是放松，把一个家做的那么酷，天天像拍照一样，随便不能多一样东西，那不叫生活。
    当然这种生活可以，可能你出家前，你为了做禅学悟，面壁思过的时候，可能需要这样很纯粹的东西，场所不一样，场所不一样赋予你的精神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一个职业，作为一个成熟的产品必须要这样做，那是我自己喜欢做的职业和行业，我也觉得有责任能够树立一些比较正确的，另外通过我们下属这么多的设计师，我们现在900多号人，通过培训、灌输，让他们明白这个职业，社会的需求。当然我们也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愿意做一些类型的，都没问题，因为百家姓，都有不同的姓。
    第二个，自己喜欢的。可能我这个人很固执，自己也相相面，自己翻翻书，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增加一些没有必要的负担，比如说我自己去开公司，因为我做的也算是比较早的，要开公司很容易，而且周围这些弟兄都说你干吗不自己开公司，没有那个想法，我觉得没有必要给我这个压力，我只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原来我是做老师的，因为我本身毕业于师范大学，我们实习的时候也宣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做老师感觉很好，现在回过头来再做老师，我希望能把整个行业，包括我的学生，他真正的动手能力，能把这个土壤培育起来。
    我们中国设计要想真正起步，非常非常难。比如像上海现在打时尚之都，最近上海搞了一个设计中心。我觉得要有一个过程，当然上海可能在全国唯一跟北京类似，有一定的土壤，但是这个土壤跟米兰没办法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雅阁利亚海），号称最漂亮的地中海，到（五渔村），好像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去那看，老头老太太自己摆的摊，他们自己做的橄榄油，自己弄的干花粉，就是旅游产品，自己打包，自己设计，自己摆摊，太受过训练了，非常非常有艺术感。
    我们有一次在米兰停车的时候，自己摆出来的东西非常好。还有一条街，基本上全球搞设计，两年如果不去，自己就觉得落伍了，在那条街上你不经意就看到可能是服装界的大腕，可能是摄影界的大腕，可能是绘画界的大腕，可能是设计界的大腕，这样的一个城市和文化，他们有设计博物馆，当时老师在设计博物馆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来了一个地位非常高的，你像欧洲人都像日本人那样的鞠躬，那是很少有的设计师。这样的土壤才能力滋生非常非常好的苗子。
    你刚才所着急的也是我着急的，但是一个人着急没有用，行业都在今天改X5，明天改X6，大家没有这个心态，谁能够为谈文化的东西，大家喝喝茶，就像中国的文化，君子之交淡如水，真的是很清雅的，很简朴的，十户茅庐，这种精神我们现在没有了，就咫尺方间。
    当然现在没办法，因为你有时候出去谈判的时候，真正骑自行车，人家把你赶出去。也可能干脆穿个长衫步行来，又能卖大价钱。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打工挺好的，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国外有很多很好的设计事务所，实际上自己也不管你的。我不太了解安藤事务所的情况，我知道几个自己不打点，有专门职业的管理人。
    从设计行业来讲，有大公司，有个人小的品牌事务所，在欧洲非常多这种小公司，也有几个合伙人，这在欧洲可能属于比较主流。在美国，尤其意大利人很看不起美国人的设计，他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一类的，属于系统化。我们大家都说（伦佐皮阿诺）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2002年，菲亚特那个概念车就是他设计的。比如我们知道（飞利浦斯达）什么都做，还有很多在意大利小设计师我们都不知道的，今天做服装，明天做首饰，后天做建筑，他什么都做，他只是认为设计很有意思，他就去玩。
    首先我们解决问题，如果论形式和内容的话，我很同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一定是要为内容服务，否则真的要走形式主义，而且走的自己都看不到。当然我们所崇拜的这些大师都有一些独特的想法，但是他不是不解决这里面的问题，还是要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打工很好，也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什么干吗非要成立公司，做老总。
   
    姜峰：我是属于那种随遇而安的人，我走到今天也是一步一步被推过来的。我原来刚毕业也是在打工，接下来到深圳装饰集团，也是打工，我跟王琼走的路也差不多，后来只是因为一个机遇。我觉得哪一种形式都无所谓，主要是看你适不适合的问题，或者你喜不喜欢，如果你适合了，也喜欢，就有可能把它做好。
另外，有的时候是一种时代，或者是社会的一些因素、条件，迫使着你做目前这种事情。我们今天在座的设计师，如果没有中国现在这么大的发展，这么快速向前的推进，可能我们在座的都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境遇。同样室内设计各种境况也是一样的。今天可能我们有这种条件在这里互相交流，能够畅所欲言。

 
主持人（丁琦）：汤姆•约翰逊先生是美国西雅图设计院的院长。他今天演讲主题是“低碳全球化的思考”，这里大家可以问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跟他进行沟通。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立东先生，也是我们南中国最大的国营设计院的老板、当家人。
   
    记者：刚才探讨了很多环保低碳的问题，在国内，比如中央电视台、鸟巢，甚至国家大剧院，对这些建筑都有一些争议，尤其是低碳，包括这些建筑的运营上面都做不到低碳，甚至还是高碳的一些产品，很多人在说这些产品是在国外不被接受的，拿到中国来做试验品。请问约翰逊先生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国外对这类建筑是不是也有很好的容纳，并不是只是中国对这种事情有一个看法？
 
    汤姆•约翰逊：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为了某一项重大的活动，我们会创造出一些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它可能有一些象征的意味，因此这个象征的价值和象征的意味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东西可能非常低价格，并且非常高效的做完了。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的层面上和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核心的内容，比如年轻人和年老的人对于责任感和理念方面非常不同，他们觉得可能什么是正确的，还有什么是公平的，他们意见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变化。
    的确我们从科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面临着挑战，我们未来面临着挑战，我们要对我们的那些支持我们的动物和植物进行负责，因此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这些东西。人类是会犯错误的，人类有时候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东西，但是我们设计和设计方法里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需要考量的。
   
    记者：蔡老师今天的演讲我完整的听了，非常感动，我觉得作为一个规划师来说，能触及到生活这么细的点和面上，非常难得，可能跟你所处的环境有关系，也可能跟你所处那种政策或者是政府的政策有关系。今天说低碳环保的事情，中国接了好多在低碳环保上很有争议的作品，比如鸟巢、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可以说是不低碳，甚至高碳，包括运营成本非常庞大，可能是一个庞大的消耗，有些人认为这些产品是在国外不愿意接受的，而拿到中国来做，我问那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蔡家声：低碳的问题，主要是每个国家的经济背景的不同。在国内，一般来讲像这样一个庞大的钢结构是不经济的，因为它的含钢量比普通的建筑高了两三倍，无形中就很昂贵。但是有特殊的情况，北京奥运，领导人要树立新的形象，要做一个前所未有的建筑，所以他们肯花钱，但是不代表它是不低碳的，主要是树立一个形象，一个品牌。因为中国等了几百年。考虑的方向不一样，价值观也不同。中国目前有钱，给的起，在西方国家给不起，他们也不做。所以这个东西要看每个国家的实力和经济情况。
    一般来讲，在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都是以钢结构为主，因为他们给不起整栋建筑钢筋混凝土，因为钢筋混凝土造价高，如果给工钱的话，他们总的造价反而比钢结构还要贵。中国情况不同，中国工人的工资低，所以做钢筋混凝土比较便宜，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这跟国情，跟项目的情况，鸟巢是一种国家的形象，所以不能跟一般的建筑来比。
    所以钢结构的情况，一般来讲在国内，低层来讲非常经济，高层不经济。鸟巢不是一般的项目，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家比着建摩天大楼一样，这个摩天大楼就代表国家的实力，您说的是这个意思。
   
蔡家声：所以鸟巢应该当做另外的例子来看，如果鸟巢搬到别的国家的话他们做不起。一个鸟巢含钢量比普通结构高了两三倍。

记者：我接着问沈老师，我知道上海院这次在世博的建筑上功不可没，而且你也煞费苦心，下了很大力气，紧张的做了这几年。你在做世博项目上，谈谈这几年的设计，包括设计管理，以及心得方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沈立东：我觉得世博对中国是一次机遇，对上海更是一次机遇。昨天报道世博接近6千万，虽然离我们政府要求的7千万还有一点玄，因为还有20多天。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世博对整个全球的影响，对亚洲的影响，包括我们对中国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最近我在上海接近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他们对世博这次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觉得还是不错的。如果各位去过世博的话，还是能得到很多启发，特别是低碳、环保、可持续，实际上在世博里，各国的设计师都在精心做。我感觉鸟巢不应该算低碳建筑，但世博里面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国内各地的区域馆，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国家馆都有一个主题，都会讲到过去、现在和将来，对将来都是可持续发展。因为世博从1851年开始第一届，包括德国世博会，包括葡萄牙世博会，当时主题都不一样。最早世博会是经济交流，后面的世博会是讲工业革命，到现在慢慢是可持续发展。我们上海现代设计院参与世博项目很多，所以前期规划到后期的建筑，到后面的装饰、展示还是蛮多的，有可能有点优势，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里让我们收获很多，对我们设计师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蔡家声：世博会也是显示一个国家实力的时候。
   
    记者：问一下史南桥老师，史南桥老师是从台湾过来的，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建筑非常熟悉，是一个非常支持中国传统的东西，而且他的作品里传统的东西到处都可以体现出来。您从台湾过来，您对国际化或者现代化的这种东西更是非常的了解，是什么让你坚持用中国传统的东西来做的？
   
    史南桥：你讲的这个问题要更正一下，首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个，台湾其实从一八几几年，福建移民过去以后，基本上还是很中国。
   
    记者：中国近一百年来，经过三次文化颠覆，在大陆，文化已经割裂了，很多的断层。五四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一次断层，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文化又带来一次断层，而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复兴又给中国文化带来一次新的碰撞。对中国大陆来说，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风水学，包括传统文化的东西，很多都是从台湾又回流到大陆本土，在这方面史南桥老师在他的讲座当中，在他的一些作品或者一些教育上都有体现。请史南桥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史南桥：因为这里我是以台湾的身份，所以希望我从这个角度发言，向台湾取经的原因，只是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断层，所以让台湾能够保存一些东西，回过头来再回流过来。但是我一向认为，我做设计，一般对于所谓的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不喜欢它是一个符号化的角度去看它。就像在座的年轻人都穿牛仔裤，我在台湾念政法大学建筑系的时候，来了交换学生，他们来了之后说你们为什么都穿牛仔裤，跟我们西方人一样都穿牛仔裤。当时我回答说：难道我们必须继续穿长袍马褂才是中国人吗，难道我们穿了牛仔裤以后就不是中国人吗。我认为其实所有的东西很自然的，所有包含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文化的认同是很自然的。
    目前在座的某些自认为是中式设计的时候，我们完全希望没有传统符号的。但我们希望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希望从一种生活上去表现。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就是琴棋书画，画个花鸟鱼虫，或者茶道。你发现这些元素在某些人现代生活中还是继续存在的。就像我妈妈还会继续写毛笔字，我妈妈书桌上还挂着笔架，真的每天会去用。当然现在发展成一些所谓的新东方主义，在新东方主义的时候，我认为也都是各种文化的融合，甚至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都是存在的。我们自己提倡的是一种自然，就是不做作，符合你自己的喜欢，符合你自己的需求，符合自己现代的生活。回过头来，我又会觉得我自己去看世博会中国馆的时候，整体为了追求更长远的持续发展，这些是对的，但是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去看中国馆的时候，我觉得太符号化。其他所有的设计先进国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传统建筑符号一定要进行强调，表现我是英国，表现我是美国，实际上你设计真的走到超前的时候，你认为设计带领一切，而不是由符号带领一切。不是一些传统制约你必须得做什么，而是从设计的角度去看。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

主持人：前面几位已经跟大家沟通了，与会者问的主要有低碳，另外还有设计公司经营的问题，有一个是经营着我们国内私人事务所公司很成功的，有一个是我们上市公司设计部门的负责人，所以他们刚才问了很多经营的问题。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问题，史先生，我们比较熟悉，他主要在我们讲的空间的应用、样板房方面有独特的见解。沈总，因为我们现在国内体系还是设计院以国营为主，他是中国最大设计集团室内部分的掌门人。蔡家声先生，我不太熟悉，但是看今天演讲的题目，主要讲低碳。包括汤姆•约翰逊讲的也是低碳的问题，但是本身都是资深设计师，而且有一些还担任着很强的行政领导工作。所以大家既可以问很细致的设计问题，也可以问一些行业大趋势的问题。
   
    记者：因为在座很多嘉宾讲到低碳经济话题，很多次我居住的小区里有很多大妈问我：你经常跟建材商打交道，他们出的口号就是低碳环保，所以我的东西要比那些不低碳环保的东西要贵。所以很多消费者理解，因为低碳产品很好、很贵，所以带动了经济。各位设计师也好，你们现在聊到的低碳经济，可不可以给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正确合理的定义？
   
    史南桥：这个问题我抛砖引玉，很难定义。实际上低碳有各种说法，我自己感觉低碳、生态、环保、可持续，低碳有可能是对将来起作用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中国，现在消耗能源，有可能现在美国做得很好，但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汽车废气排放量很高，他们也强调要把这个削减，要低排放。它这样做以后，整个对环境的保护，对自然空气的净化，对能源的集约，主要是这个概念。所以你刚才说的低碳带动经济，这是一个误解。

    现在整个全球在做低碳，就是作为一个人责任心的表现。看到有些区域用电太厉害，关闸门，限电。限电是什么概念？限电是自由经济社会，有些地方现在觉得有问题，产不出来了，我们签约，我们碳排放量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标准，而且要每年递减，这是世界的责任感。我觉得低碳是保护我们的地球。低碳现在变成一个时髦的词，感觉我就是比人家高一等，实际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在国际上有LED标准，在国内有绿色标准，但是我们并不要求每一个建筑都要全部走标准，因为投入量很大。所以我们现在做设计和业主协商，采用某些技术，污水处理，地缘热泵的处理，包括太阳能的利用等等，包括我做了很多案子是对阳光的利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外面的遮阳板稍微处理一下，现在达到新的效果就很厉害，里面的空调耗能就降了很多。稍微我们对一些水的循环利用再处理一下，每年用水量就降低很多。所以现在有可能说的小一点就是最简单的能源集约，说得大一点就是对环境的保护。
   
    蔡家声：低碳，不是你做这个东西，减少碳排放就是低碳。因为牵涉的层层面面都很广。要从大方面来看，从城市来看要从小方面来看，就要从选材开始。比如墙身，你可以用保温板，可以隔热，这样不需要用更多的空调。这是一个小部分。不过墙身选材的选择不代表唯一的低碳的处理方式，这是小部分的处理方式。比如用玻璃，你如果用普通玻璃，太阳一照进来，它的传热就很高，你选玻璃也可以用低碳的，因为你选玻璃，有的隔热功能很好。这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很多人为了要销售，很多打低碳这个品牌来促进他的产品销售，其实他们片面的做法不代表真正的低碳。
   
    记者：我看到你演讲当中有一句话，新加坡由于城市的规划，从24年前就开始要求规划这个城市，一直到现在显现出来比它同纬度的城市要低4度，这种效果就是热导效应造成的，也就是所谓城市规划和低碳环保的概念经过24年起的作用。
   
蔡家声：包括房子，假如房子涂黑色，吸热很高，你涂白色的，隔热很多。当屋面和墙身全部涂白色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热量。早期推广花园城市，其实出发点也没有想到目前的碳排放的问题。如果绿化是唯一的方法，永久不会落后的，因为道家两千多年都讲回归自然，凡是有绿化的建筑几乎永远不会落后的。所以唯有绿化才能大部分的环保，因为绿化树种有吸取二氧化碳的功能，有经过光合作用，再释放氧气，所以对绿化来讲，早期李光耀做环境，也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有更好的方式，减低碳的方式，他当时也没有考虑这个东西。不过绿化有绿化的效果。新加坡跟印尼都低了平均差不多4度，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种树多。
   
    记者：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谈到热导效应相对比中国好很多。刚才料到所谓屋顶花园的问题，就是在建筑上做绿化，在中国推行的话，大家都推说中国的屋顶绿化成本太高，在新加坡有没有比较先进的经验？
   
    蔡家声：绿化可以做物体绿化，连廊绿化，采光绿化，和玻璃墙下面的绿化，很多种方式都可以。不过绿化不代表一定会增加很多的成本，因为要增加一些土，要一些树，最少要给它增长到一个程度。不过这个东西我们设计层面要控制。因为房子一建好是定型的，它不再长了，不过树是一直在长的，你让树不可以继续增高，如果它继续增高，跟建筑的高度比例不成正比，所以我们一般用（树巢）来控制，如果90公分立方，树基本上不会超过6米。所以很多方式、很多手法、很多技巧，需要进行处理。空中绿化，最主要防水层要处理好，不然的话会漏水。选植被也有一个技巧，有些植被很茂盛，长得很快，它的根伸的很远，就自动跑到地漏去寻找水分，无形中就堵塞你的地漏。所以这些都要很有经验，很细心来选的。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年的经验。我们选灌木，白花、黄花开的很茂盛，不过它的根也发展的很快，无形中就堵塞很多的地漏，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植物，它长得不快，不会造成很多维修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科目，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且我们也是绿化，为什么我们绿化在上风向的时候，一个小区，我们种防蚊树，在下风向，还是上风向，不管是夏天的风，还是北方的风，将味道吹进来，无形中就将蚊子吹掉。我们有花卉的话，放在窗口上，如果有风吹过来，就有香味飘进来。所以关于绿化的问题有很多技巧在里面。所以绿化可以有很多方式、很多手段、很多方法来达成效果。
    中国生态绿化标准，里面标准最少绿化人均1个平方米，我们总的绿化，包括绿地的绿化率可以达到人均12.3%平方米。有很多方式达到绿化的目的。绿化目的只是一小部分，不是绿化了，就是全部都能减排，减排应该从大的方向做，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人工造价，很多都要考虑在里面。中国为什么大部分的高层建筑都是用钢筋混凝土，因为便宜。在外国为什么高楼都是用钢筋、型钢，因为比较便宜，因为型钢工作量就比钢筋混凝土少很多，又节省模板，又节省水泥，也不必等28天的成熟才能够继续弄模板。所以钢结构、型钢结构来建是非常快的，在外国造价非常贵，因为他们人工贵。中国一级城市估计再过五年肯定会达到，因为人工费，在北京、深圳、上海会越来越高，以后肯定会达到这个程度，也会使用钢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