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与最小生活空间的斗争中，创造最小城市空间被一种奇怪的方式引领着。按照这种奇怪的方式，许多大型城市、郊区、房产开发都犯了重大的错误；最小生活空间——基于经济和财务参数，而不是生活水平——被设计到环境质量最低的城市和户外空间里。室内和室外生活空间的关系遭到阻断，两者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它不被我们当今生活的时代所探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生活空间大小和城市空间密度的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Delos Three（跨学科的智囊团，重要成员包括如希腊建筑师 C.A. Doxiadis，美国哲学家、建筑师及发明家 R.BuckminsterFuller，瑞士历史学家及建筑评论家 S.Giedion以及英国历史学家 ArnoldToynbee）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都市环境中人的认同（ 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其中有一篇文章名为《高密度居住》。他们对密度一词做了如下定义：“密度与干扰相关。（ ......）密度可能是负面的，可能引起不愉快的干扰，但同时密度也可能是十分正面的，它强化社会的凝聚力、治安等等。密度可能决定社会交往，适当的密度对城市文明创建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足够的密度，人们不可能与其他人取得接触。只有当密度过高时，它才会出现问题。”
      当我们谈论空间时，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空间；是数学意义上的空间、生理意义上的空间或者是文化意义上的空间？在最小的空间里追求最丰富的生活，无异于追求如何定义当代城市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与如今众多建筑师的想法相反的是，如何定义密度并没有通用的标准。因此，讨论居住空间时，我们必须具有文化敏感性；虽然
        我们倾向于相信，通过新的沟通和移动模式，人们会更加接近彼此，并且一般的生活方式会越来越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会突然消失。空间创造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创造社会交往；这就是更美好的城市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原因。在《高密度居住》一文中， Delos Three智囊团这样描述二十世纪 60年代的社会情况：“关于密度和拥挤，重要的是要记住，室内和室外空间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如果公共空间的密度很高（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就必须降低家庭空间的密度，或者降低城市以外可用空间的密度。因此，在各个时间周期里我们都必须考虑空间带给我们的经验：无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一年，或者甚至是一生。经济因素和特殊利益可能会破坏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必要的平衡，是很大的危险——而这正发生在美国大地上。”
         总而言之，当我们谈论“空间增长”以及如何在小的空间里过上高品质的生活时，我们并不需要将其看作为一种创造——数学挑战，而将其视为一个必须被认真考虑的要求，这个要求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社会交往、经济、户外空间、流动性、无障碍性、多样性和密度。我们不能仅仅谈论室内空间，而不考虑到室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