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祺（下文中简称S.T.）:可以为我们讲述一下这个项目的渊源吗？

        法国AS建筑工作室（下文中简称A.S.）:2001年，上海市举办了一场国际性的建筑竞赛，而此时AS已经拥有若干年的关于中国项目的设计经验。AS今日的合伙人之一贾斯帕朱利先生早在1998年花费一整年的时间致力于AS公司在北京市场的开拓。当时这一竞赛的目的在于确定世博会会址的总平面规划，使上海市可以满足国际展览局所规定的符合组织2010年世博会的候选城市资格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当时被邀请到这一设计咨询中时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S.T.:请问您是如何对中国景观和建筑产生兴趣并融入其中的呢？是什么使您参与到这次竞赛中？

        A.S.:中国的建筑项目规模及我们在设计中可能遭遇的问题和我们在做欧洲项目时所碰到的一切完全不同，这种差别迅速激发了我们对待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工作热情。 公司在90年代后期完成的欧洲议会大厦对AS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随后的数年间，它成为AS公司汲取发展动力的源泉，鼓舞我们去完成和掌控更多的大型设计项目。在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想到了在中国来寻求更多类似的大型项目，以扩大我们对此领域的经验，要知道这种大型项目在法国和欧洲反而很难找到。 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方案为法国AS建筑工作室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的发展机会，使我们可以就如何实现一个城市的发展具备更加开阔的思路。在此前的崇明岛南部规划设计方案中，我们就曾将高质量环境问题作为重点概念，而在这次的世博园规划项目中我们进一步强化了环境问题对上海发展的重要性。 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使我们能够从自然和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来提出问题并实现理念。博览会的主题也要求我们必须汇集一个多学科的团队才能完成此项任务。其中包括曾参与过德国汉诺威展览设计的社会学家罗杰佩林雅凯先生，他帮我们正式确立了不同的项目主题，如建设城市实验室等；也包括像帕特里克怀特先生这样的生态学家，他帮助我们提出了生态“花桥”的设计概念；更包括亨利雅凯先生这样擅长水净化处理的专家，他和我们共同提出了绿化走廊和生物水净化花园的概念；当然还有一些交通设计的专家一起，正是聚集了这样一个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团队，我们才能够设计出世博会这样宏大项目的整体蓝图和连接浦西浦东两岸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花桥项目。

 

 

 

        S.T.:竞赛后设计深化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A.S.:我们陪伴上海市走过了国际展览局超过一年的筛选过程，上海面临的是五大洲的多个候选城市竞争者，它最终之所以能够胜出，可以说AS的总体规划也是影响国际展览局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对花桥方案进行深化设计期间，我们出席并协助上海市政府参加了国际展览局举行的所有听证会，特别是在国际展览局总部的最终口头听证会。

        S.T.:这个项目最深远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它缘何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最终赢得国际竞赛并且使中国获得世界最重要国际展览会的主办权？

        A.S.:这个项目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可读性，我们提出的环境基础设施将像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一样在这个城市中兴建起来。城市实验室向人们展示城市建设的可能存在的不同方式；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型纪念碑和花桥也不仅仅是单一的构筑物，它们更是能够见证重大事件并经过时间考验的一个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这套具有广阔前景的设计建议使该项目得到了中方主办单位的认可。 我认为AS设计方案的质量在于它聚集了组织者的愿望，因为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它为如何在400m宽的江面两岸，在穿越的城市内部的核心地段上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展会框架提出了清晰而简要的空间构想。 我觉得我们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的品质是，它设计的是一个城市规划的项目，而不是一个露天展览市场，要知道这是在面对该类型的项目时建筑师们经常会犯的错误。在考虑标志性建筑物时，我们没有设计摩天轮或磁悬浮（上海与浦东国际机场之间已经建成了磁悬浮），我们设计的是一座直指云霄的具有生态发展象征意义的花桥。

        S.T.: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最初设计是否有所修改？ 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改进？

        A.S.:是的。已完成的项目与AS建筑工作室最初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在被国际展览局选中之后，上海市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来制定大量关于世博会筹备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的管理决策。2004年，世博筹委会举行了一次国际研讨会，AS也应邀参加并在会期极力主张花桥这一设计理念，我们在会期的竞争者是主张地下城设计理念的英国Alsop建筑事务所，当时两方的辩论相当激烈。之后，世博筹委会又举办了第二次的国际性设计咨询会，我们同样受邀在列，但最终委员会选择了同济大学进行深化设计。可以说，现在的世博会总体规划是在AS设计的基础上深化完成的。  在同济大学的方案中，我们不难发现AS设计方案的众要要素，比如主入口广场，主轴线的方向及其两侧的重要永久建筑的选址与关系等，但是代表了AS设计风格的大多数基础性元素，如绿色长廊和花桥等设计理念却并没有在同济大学的方案中体现出来。 世博会通常设立在毗邻主办城市市中心的大片区域上，但是它们通常很难在世博会后保持该地区的规划发展，那些地区通常会衰退并且需要重建工作和使之重新与城市整合。

        S.T.:AS所作总体规划是否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请问您打算如何解决呢？

       A.S.:“世博后”的时代对我们来讲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两种截然相反的时间概念，即为期6个月的世博会和现实存在的世博会后的城市生活。 1900年，法国人曾经利用当年举办巴黎世博会的机会把塞纳河两岸修葺一新，扩大了协和广场和埃菲尔铁塔广场的休闲区域，甚至修建了很多座一直沿用至今的桥，比如连接了大小皇宫的亚历山大三世桥。这些建设成果直到今天依然在为城市服务，其重要性甚至都让人们忽略了世博才是修建它的最初契机。像这样成功的案例在世博会的历史上不一而足。但是20世纪以后，很多大型世博会都像布鲁塞尔和汉诺威那样，是在城市的周围建立起一片不同于全新规划空间的世博园区。蒙特利尔和塞维利亚的世博园区同样不算是开发郊区地块的典范。 我认为上海的世博项目选址体现了上海市决策者的英明和智慧，他们颇具魄力地把世博会的地址定位在原来是大片工业厂区的地块上，这是一个本来以钢铁业、石油化工业和船舶业为主的老工业区。这样的选址布局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老工业区可以华丽变身，成为上海又一个中心区。上海现有的商业中心有两个，一个是浦西的人民广场，另一个是浦东的陆家嘴金融中心，而世博会的规划又为上海增添了一个南部的中心，这个中心将以世博中心馆为轴心向外发展。 花桥是AS的规划设计中一个永久性的建筑设计亮点，但是很遗憾，我们最终没能说服世博会的领导采纳这一建议。在我们的设计理念中，花桥对上海的重要性甚至不啻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也就是说不论在世博会期间还是之后，它都将成为一个与上海市息息相关的永久标志性建筑。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已经超越了国际展馆甚至是世博会本身的意义，它具有长远的象征意义，它不但是今日的大跨越，也将成为永恒的象征。

        S.T.:法国AS于2004年在上海成立事务所，并且最近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新的事务所，请问AS在中国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和精力背后的原因何在？

        A.S.:在我们来到中国之前10年间，AS一直都在做中国的项目，上海2010年世博会整体规划项目也全部是在巴黎完成的。 2004年，我们在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希望能够在中国开设自己的工作室。现在法国AS建筑师合伙人之一玛丽卡.碧欧当时接下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她在上海生活工作了3年，并使得上海工作室从无到有，开始了初步的发展。目前她已回到巴黎，由攀凯接替她在上海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在中国开设自己的工作室是很自然的事。

        AS一直坚持的设计理念是建筑必须符合当地特色，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建筑必须建立在当地历史背景基础之上，而且能够体现科学、经济和地域文化等多层面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这点不同于法国和欧洲，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适合中国特有文化的建筑元素，因此，能把巴黎的工作室延伸到上海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这有助于欧洲设计师和中国本土设计师之间更好地合作，共同来完成我们的项目。 在北京创立分公司也是同样的想法，继上海开设工作室几年后，我们又看到中国南北方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李书雯带领的北京设计团队主要负责中国北方的项目设计，而上海则负责南方的项目设计。 对AS而言，在中国的努力寄托了我们发现新大陆的美好憧憬，我们希望在这里的发展可以帮我们解决在城市建设中所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的四位合伙人会经常性的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和我们的团队一起直接参与到项目设计任务中来，当然也会飞往全国各地直接会见我们的客户。 中国设计师同样也可以前往巴黎的工作室停留数月，参观实习并交流工作方法。我们认为建筑是一副未来的作品，它诞生在日积月累工作的乐趣之中。在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 AS建筑工作室在中国的业务是集体性的尝试和挑战。我们的愿望是设计出更多更好的项目并同时壮大我们在中国的设计团队。我们希望可以像在巴黎那样，找到适合在中国本地发展的AS新团队工作方式和工作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