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澳门路477号,一座老工厂建筑,眼下正在经历它诞生70年以来第一次彻头彻尾的迅速改造,从结构到功能。
日前,记者造访此处时,临街的两幢建筑,较小的一幢基本完工,规模较大的另一幢建筑还在急急赶工。后者一楼车间顶上裸露着粗大的管道组,工人正在加装防雨遮阳篷,其临街一面的楼顶已竖立着巨大的广告牌,上书“中华1912创意园”的字样,并有简单的经营、招租项目介绍,宣告了这座建筑的未来功用。按照介绍,这座创意产业园,包括了涉外办公写字楼、商铺、商务酒店以及人才公寓。
这里,曾是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中华书局总厂旧址,已列入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由中华书局旧址,变成创意产业园和商务酒店,这一改造让上海及文化出版界人士不安,也在历史建筑改造利用的专业人士中间引起议论。
开发是否会割断百年文脉
“隔壁可能要开‘胶囊旅馆’,主要是面对大学生创业者,在这个地段,又是老厂房,不可能经营高档酒店。”与中华书局为邻的一家商务酒店的服务人员说。
长居北京、85岁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女儿陆费铭琇听闻书局旧址改建酒店、商铺与公寓,十分惊讶地表示“太不可思议了!”“不能接受”,她担心的是,原本大开间的建筑,多了分隔墙,添了上下水道、空调等生活设施,会对原有结构造成破坏。
转变成酒店、写字楼和商铺后的澳门路477号收益如何,目前很难预期。上海各类创意产业园已达上百处,形成品牌效应、经营业绩良好的只有莫干山路50号、尚街LOFT等少数几家,至于经济型酒店,更是遍地开花,竞争惨烈。
91岁的老出版家丁景唐则说,中华书局印刷厂的价值在于其内在传承的无形文化财产。这是上海乃至全国仅存的大规模、高质量的近代出版文化遗存,70多年间尽管机构名称、体制不断变化,却一直在印刷出版行业内部流转,历史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再利用时,不应人为割断。
在现代文学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看来,一家连续运转了70多年、曾领行业风骚的著名印刷企业,将它转变成概念模糊的“创意产业园”,不是保护有文化价值的老建筑的好选择。陈子善教授认为眼下“创意园区”已成了一个什么都能装的“大箩筐”,只保留住建筑外壳,不注重内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际上不能算是对文化的尊重与妥善保存。
“故宫里开设星巴克,曾经惹来非议,就是因为两种文化不能协调,很难兼容。中华书局旧址建筑保留下来,改建的内容却是与文化、出版类内容毫不相关的酒店、商铺,这样的利用是‘不换汤而换药’,将本末倒置了。”陈子善说。
但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则认为,城市发展不可能样样不动,大多数工业遗产建筑都会发生使用性质的改变。这类建筑的历史意义多依附于其外形和内部场景上。只要建筑不被拆毁、破坏,历史记忆就会得到留存,也可能恢复。
要不要建成中国出版博物馆
事实上,上海出版及文化界早有人建议,将澳门路477号中华书局旧址的一部分,改造成中国出版博物馆。
建立上海出版博物馆的建议,早在10年前已有人大声呼吁。77岁的老出版人江曾培还记得,2001年,时任上海市出版协会主席的他曾组织调研,形成建立出版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设立在上海新闻出版局下的出版博物馆筹办处在2003年11月成立,征集文物史料和开展整理研究的工作随之启动。
近10年时光飞逝,上海新闻出版局投入上千万元文化专项基金及房产,出版博物馆在藏品征集、史料整理、口述历史采访拍摄、藏品库建设等方面,都进展顺利。由于积累的文物藏品过多,筹建中的出版博物馆2009年已从出版局机关搬到市区西南角的钦州南路出版大楼内,空间有限,许多大型文物在接受捐赠后只能封存于捐赠方的仓库内,不敢收入。收进的藏品只能入库而很难陈列展示,检索查阅等社会服务功能更未得到发挥。
对于未来的上海出版博物馆设在何处,“最早的建议就是找一家老厂房,用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等能显示上海中国出版源头地位、具有标志意味的建筑。”江曾培回忆。
2万平方米、又一直伴随着中国出版印刷业发展的澳门路477号中华书局旧址,几乎成了改建出版博物馆的最佳选址。于是,从2000年起,几乎每一年上海市“两会”,总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提案议案,建议“利用中华书局旧址,抓紧建设出版博物馆”。
2009年6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还专门为此事致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由韩正市长签署的这份函件表示,希望“将上海筹建中的出版博物馆列为国家出版博物馆,由总署和上海方面共建”,并列为国家重点文化项目。
对于博物馆的选址,上海市政府方面明确表示,经过多次协调和比选,“倾向性意见是利用出版机构旧址进行改建。规模比较合适的是中华书局旧址和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该处建筑的“变性手术”,始于去年下半年,动工后“快马加鞭”。从“中华1912创意产业园”网页内容看,建设方曾希望赶在世博会期间,让商务酒店开门迎客、园区招商。
文化遗存的当代命运引人关注
中华书局旧址这一组建筑,于1999年9月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面文物处副处长李孔三介绍说,上海市现有632处“优秀历史建筑”,从2002年起即有了专门的保护条例。其中规定,严格控制在优秀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招牌等设施,改建卫生、排水、电梯等内部设施也须适合该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并得到批准;改变建筑的使用性质和内部设计使用功能,应将方案报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批准,批准前须听取专家委员会意见。
记者向上海市房地局申请采访,未获答复。阮仪三教授表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上海数量很大,对他们的历史价值鉴定和制定详细保护方案,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何况,列入优秀历史建筑的仍是其中少数,更多只是登录在册的保留建筑,它们更需要获得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一位专家表示,像中华书局旧址这样的优秀历史建筑,不应作为经营性资产,否则难逃拿文化当幌子、谋取集团利益的急功近利举动的危害。
出版博物馆筹建处负责人林丽成认为,出版博物馆未必要设在中华书局旧址,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代表,保护近代历史建筑遗产不受破坏、收集更多近代文献资料,已是上海的当务之急——这座城市正从“老上海”迅速蜕变为“新上海”,“近代基因”若不重视恐怕会流失殆尽。
其实,上海中华书局旧址如何利用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一方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侥幸留下了一些建筑遗迹,这些遗迹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证;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我们不断需要开疆拓地。这些或多或少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老建筑历经沧桑岁月,今天,他们的去留依然成问题。历史总要走向未来,无论如何,但愿今天的行为经得住后代子孙的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