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UPDISCC设计竞赛

 

　　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城市扩张日益逼近发展边界，立体扩张已经成为城市空间拓展寻求突破的重要手段。新的交通组织模式、新的资源循环模式、新的空中生活方式乃至新的开发、建造与运营管理都将应运而生。

 

　　2013年11月，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起了名为 “UPDISCC”的设计竞赛，首届设计竞赛主题为“10haX10farX100m”，以限高100m、容积率为10的10公顷用地为母题，聚焦城市开发密度的快速增长以及其深远影响。从生活、交通、资源、阳光、空气、植物、交往、循环、单元和消亡十个方面设立作品标签，尽可能构建一种多维度全视角的开放讨论。旨在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高密度城市的另一种可能性，寻找极限空间密度条件下尊重天空和重塑地面的机会。

 

　　截至2013年12月18日，大赛主办方共收到55份充分响应竞赛要求的参赛作品，参赛选手涵盖国内、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等世界各地。据UPDISCC总策划人、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郭晨介绍，这个竞赛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所有参赛作品还在官网(updiscc.upr.cn)公示，公众可以上网投票、发表评论；每个人都可以参赛或写评论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这是一个延续性的系列活动，每年做两期，题目不再是由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出，而是每个关心城市问题的人。届时UPDISCC平台变成面向公众和学界的城市问题的公开研讨平台，人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学习他想要了解的城市方面的知识，同时每位专业学者都可以在这里发布对城市的思考和研究，本质是未来的关于城市课题的网络大学。

 

　　作为对未来城市三维边缘的积极探讨，UPDISCC参赛作品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展出A馆价值工厂展出，展期从2014年1月11日至2014年2月22日。市民可以前往参观，为自己喜爱的作品投票。

活动现场图

 

跨界——城市密度极限讨论

 

　　“UPDISCC自由论坛——城市密度极限”是竞赛开展以来首次落地思想碰撞活动，由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承办。作为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熔合：SCD+X”项目之一，邀请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城市设计处处长张宇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朱荣远、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王世福、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丁沃沃、香港建筑中心董士/arQstudio 创办人陈丽乔、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董贺轩、人类学学者马立安、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黄伟文、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杜雁等各界人士，从多学科、多角度，再一次触碰城市密度的极限。

 

　　陈丽乔为观众带来香港高密度城市发展的经验。典型的香港建筑包括商场、停车库、会所、普通住宅、别墅、学校、宿舍等，甚至教堂上有办公楼，汽油站上有商厦，政府楼上面有图书馆、球场、剧院，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可以塞在一起。室内的空间是微型化、百变功能，街道作为市民的客厅。香港希慎广场是很典型的例子，密度达到15。为实现业主减轻铜锣湾污染问题的理想，设计师将希慎广场整栋楼设计成城市的绿窗，做了很多绿化的空间，包括空中花园、空中人工湿地、空中农场等等。高密度的设计甚至连天桥下的荒地也不放过，发展到要申请在天桥底建设香港建筑中心，打算在外墙种植吸音草菇、尝试新的分解污染油漆等，希望解决噪音及空气污染严重的问题，为香港的天桥底建筑“探路”，开拓更多的土地来源。放着全世界最大比例的郊野公园，香港市区的树却长在墙上。这些都反映香港人的生存空间——没有地，就要有很强的适应力、生命力才能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城市，还被评为最宜居、最有活力、最长寿（2012年超过日本），到底和高密度有无关系？陈丽乔笑言：“我们的距离这么短，医院近，死都难。“

 

　　朱荣远谈到，城市化到了中国就变成一场运动，打破很多平衡。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各种文明要素，积聚度最高、发展机会最多，吸引力会很大，自然形成密度。密度背后更多的是社会问题、服务、管理，甚至某种文明标准都在里面反映。一个城市应该和它的发展阶段相关联，深圳是由若干个大城市所构成的大城市群，我们不能以一个城市去确定深圳城市的密度，因此深圳的密度极限跟他所处的区域，比方说大鹏半岛、龙岗区、福田和南山，应该呈现出它应有的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需求的密度状态，密度要分区。

 

　　黄伟文通过港深两地开发时长、消耗土地的对比，总结出深圳密度很低，消耗土地过于粗放的结论。主张这种粗放的状态实际上还可以再加密，可以再提高深圳土地的使用效率。“除了能够节省土地，还可以更好地提高城市的效率。香港有个词叫'混凝土森林'，我觉得很好。但是这个词并没有挖掘为主动策略，只是被动的成为混凝土森林。我们要主动设计一种新的混凝土森林。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设计，会不会更好？混凝土是由开发商、建筑师不断往里面增加，变成混凝土森林，还是我们一开始就按混凝土森林设计？让我们回到树上，把地面还给自然，这才是我们人类未来应该做的事。”

 

　　董贺轩曾著有《城市立体化设计:基于多层次城市基面的空间结构》一书，对城市立体化系统有较深入的研究。系统思考过后，带来三个困惑。一是在城市高密度发展的情况下，类似大综合体的城市组织模式是不是最佳的解决途径？比如希慎广场的空中花园、空中农场究竟发挥的价值有多大？二是建筑怎么蜕变成城市？超级综合体是建筑还是城市？三是当建筑变成一个微型城市了，有没有在未来重新沦落成为另外一个城市边缘的组织单元的危险？董贺轩总结道：“UPDISCC竞赛理念是追求城市的美好生活，不管做城市空中花园还是网络社会，都离不开城市地面。人们做空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找到一种地面的感觉，地面的交往，地面的社会。”

 

　　张宇星则反问：“密度问题到底将来会不会存在？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讨论城市中心的衰亡问题，这个衰亡和60年代西方的去城市化没关系，那是因为当时跑到郊外居住，中心衰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交网络兴起，大家都用网上购物，不到城市里面购物，就带来城市空间，特别是中心区空间人的密度减少。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空间本身的密度要不要存在？它以什么样新的方式存在？最后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密度是不是人的本性，人是不是永远需要密度？我觉得将来的城市面对面还是需要的，这种密度可能和空间密度不一定有关系，可能很空的地方密度很高，但是这个密度是真实的和人交往的密度。”

 

　　王世福认同网络促进了社会交往的虚拟空间，同时促进了面对面的消费。“我们在顺德、佛山做调研，随着网络交往频率的增加，咖啡馆和公共空间面对面的活动同样增加。我个人觉得今天讨论的极限问题还是回到我们能接受的生活方式的临界状态是什么。我们在广州对大量的居住区做调研以后，得到的结果是，比较低的容积率和高容积率的满意度都比较好，中间的是最差的。初步可以说，容积率和满意度并不直接成为正比关系。现在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大多作为行政干预，并不是依据需求。规划局根本不需要控制容积率，只要人均的满意程度，建多高都可以。”

 

　　丁沃沃提出谈城市问题不是谈建筑，而是谈空间。“真正的城市资源不是土地而是空间，土地是有限的，空间才是规划和建筑这两个学科可以做再创造的。现在创造空间的两个专业，不管是城市还是建筑，我们把关注点放到到物资上去了，其实空间分配是这两个专业空缺的知识点。欧洲的城市化是文艺复兴的基础上的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是用现代非常物质的手段，在农村完成的城市化。我们的规划概念是平面的，我们的建筑是停留在脱离城市或者拒绝思考城市或者没有城市的乌托邦的状态，很糟糕。当我们坐在任何一个熟悉的街上，和老朋友喝咖啡，已然是我们最舒服的状态，城市还是要有可人的空间。”

 

　　马立安更关心人的“密度”。“提到密度的问题，我以为是把多少人放在多少平方米。我看很多谈的都是建筑，我还不知道他们准备塞进去多少人。我们用密度来形容资本的集中，盖一个很高的楼，要集中很多资本，这是一种资本的密度。我真不懂这些又贵、又高而且空间特别高的密度的建筑，最后准备给多少人用？我很怕深圳在实现美国梦，美国城市的梦是郊区梦，把社交、娱乐、人都塞进消费空间，消费空间叫shopping mall。而深圳现在有很多很大的shopping mall，美国梦用shopping mall解决城乡问题，深圳是完全在实现这个梦想。shopping mall其实不是城市的理想，它是郊区的理想。所以我希望深圳的shopping mall密度降低一点。”

人类学者马立安在会上发言

观众热议立体城市、穷人空间福利

 

问答——深圳密度极限和立体城市的推动

 

观众：我比较关心深圳，想请问张宇星处长，深圳的城市密度极限是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人均建设面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数字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极限？

 

张宇星：我认为密度没有极限，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形态表现密度，密度不是简单的空间。如果我们把密度简单理解为盖房子，这样的密度我认为是很可怕，不需要谈密度，这种密度不是真正的密度。密度本质是人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在解决空间有限性的情况下解决人的密度，人对密度的体验很重要，空间密度也很重要。深圳本身的土地也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现在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建设用地量可以说是最少的，但是深圳的建设用地量最少并没有说它的价值或者它的效益没有发挥出来，恰恰相反，我们深圳的单位土地的GDP，包括它的生产的效率、效益都是全国最好的，跟香港一样。我觉得深圳一直在学习香港，而且学的非常好。如果按照香港的标准我们还有空间。这个空间不仅仅是把现在的房子拆掉再建更高的房子，而是需要综合起来，既要解决空间问题，有些地方需要适当提高密度，更要解决密度提高以后我们什么样的人使用，怎么样使用的问题。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怎么把多种功能复合起来，特别是公共设施让大家用的更方便。比如消费、办公结合在一起以后，我才能体验到密度的真正价值，要不然一个房子盖在一起，我跑医院还要走更多的路，这样有什么意义？让人在高密度里生活得更有价值，这才是核心，我相信深圳可以做到，还会比香港做的更好。

 

观众：现在中国地铁站旁边的住宅标配平均每家都有私家车，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对有限阳光的分享模式我是不认同的。我想问各位，如何让穷人有住在地铁旁边的权利，有没有其他方法？是否认同我的想法？

 

王世福：你说的完全正确，公共交通服务的地方应该避免私人交通的出行量太大，如果依赖私人交通的用途和形态应该扔到公共交通的服务外面去。我记得美国城市和非城市和城市之外的地方，不是城市的自己解决。你的原理是对的，当今的政策怎么办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广州每次在讨论规划的时候就会说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应该在哪里？按照基本观念必须是地铁上盖或者地铁的步行范围内的选址。能不能做到得问官方人士。我们只能从规划的原理和价值观来看是正确的，我是支持的。

 

观众：冯仑提出立体城市的构想，已经在四川成都等地规划，我们今天讨论的空间城市密度是否可以在立体城市的构想可以稍微付诸行动的基础上讨论？我也不知道立体的城市构想是否在以后的城市发展中实施？我了解的立体城市是比较美好的状态，在1平方公里的土地中进行一种高密度的建设，但是旁边留出大面积的土地，像香港的郊野公园一样，保留现状，可能香港是真正逼出来的状态，但是共享出来的城市是比较美好的一种构想，这种思想以后是否可以实施？

 

黄伟文：冯仑组织一些高校做竞赛来支持立体城市的构想，同时他也游说一些城市提供土地让他做实验。我觉得这个地产商的探索可能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说要造一个城市，光靠地产商肯定有问题。我们这么多年地产商的城市实践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就拿我们珠三角这块，比如说原来的华南板块都是有建筑商大片开发，像碧桂园、星河湾那片，因为到了1平方公里就是一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系统有市政、公共服务、教育，这些东西其实靠地产商来探索的话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要做成立体的系统，这里面的立体的市政设施，立体的交通工具，这些东西，包括立体的公共空间，我觉得这些可能不是一个地产商立场能够处理好的。所以我并不是太乐观于地产商的探索，我反而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城市政府和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更应该去做的事情。

 

问：这个思想本身难道不可以实现吗？

 

黄伟文：如果仅仅讲高空、高密度的发展，实际上它已经存在陈丽乔老师讲的香港的案例，某些地方就是立体的，当然还有董老师讲的Steven Holl的MOMA项目，局部立体、高密度是存在的，是已经有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集合成城市体系，这是最关键的。有些技术，比如说空中的轨道、空中的廊道，空中的市政设施、空中的花园、空中的农业，在一个项目里很容易实施。但是项目与项目之间，开发商和开发商之间，地块与地块之间，还有政府的投入、介入这个东西，如果按照立体的维度去集合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看到。实际上是需要去探索，因为传统的市政设施是平面展开的，先把土地平整，把路修好，把市政设施铺好，然后发展商做开发，这是脱节的，一次构想城市系统来集合建造，我觉得还没有。我们想推动这个事情，在光明或者什么地方推动，上周“立体城市工作坊”我们想推动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比较接近实践的一种推动，也许还有别的案例，这是我们想做的。

与会嘉宾合影（左起陈丽乔、杜雁、丁沃沃、王世福、黄伟文、张宇星、郭晨、董贺轩等）

 

声音——业内人士谈高密度

 

　　“无论是主流媒体、建筑学者或是普通大众，一旦提及‘高密度’，则立刻将其与‘问题’或者‘都市的困境’相联系。似乎高密度意味着拥挤、制约、紧张、压力；高密度等同于土地的超负荷利用、资源的穷尽式开采、公共及私人空间的无止境争夺；在心里层面，高密度又指向压抑与不快。加之多年以来媒体对于理想生活的设定一直是欧洲式的‘阳光、空气、绿地、低密度’，对于‘舒适度’的过度而一成不变的渲染，使‘高密度’仿佛已经成为生存的梦魇。”先锋建筑师张为平的总结符合多数人的想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学院副教授董春方认为：“城市无限制的蔓延，不断扩大了的出行距离，大量的私家车的使用，能源使用低下等等都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而高密度最显见的意义是节约有限的用地，将节约下的用地用作生态补偿。同时高密度城市又具有集中、便利、高效的特点，减少人们的出行距离和私家车的使用，降低污染的排放。另外，集中又将人们从方向盘上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

 

　　近百年来由高密度环境而激发的建筑应变与实践都伴随着每一次的经济与科学技术进步、城市扩张与人口膨胀及高速城市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城市病的蔓延、社会危机、能源危机的爆发等等，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探索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