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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mKoolhaas
央视大楼让身份和约束得到一种解放
M:在迪拜遭遇经济危机之后,你在迪拜雄伟的设计“滨水城”进行得并不如预期般顺利,未来有什么打算?
R:它被搁置了,所有的事都暂停了,也有可能计划会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M:相比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项目,最近几年你在中东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项目显得更壮观且华丽,是因为这些项目有更多的预算,给予你的设计才华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R:不,我不认为是因为有更多预算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更加野心勃勃。他们的雄心壮志显而易见,不仅和建筑有关,还扩展到方方面面。那些方案不仅仅只和钱有关。
M:游历于东方与西方之间,你是否遇到过难题?
R:经过仔细观察,我猛然间发现东西方建筑方式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在西方,人人都抨击事物;而在亚洲,人们在各种事物间寻找协调。我来自欧洲,但希望和中国人建立合作,希望和顶尖的有才华的建筑人才进行合作,学习中国建筑师们的技术诀窍。
M:如今回头来看央视大楼,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作品?
R:我认为央视大楼最大的特色是在这样一个受到诸多约束、大部分框架都已经正式铺就,而且身份角色非常清晰的城市里,竟然还能构成一个不断变换面貌的整体。它似强似弱,似大似小。你可以将它看作一个缺口,也可以看作一根柱子或一个锤子。这种整体的变幻性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让身份和约束得到一种解放。
M:在建筑的实用性被限定的情况下,建筑师如何发挥?
R:不管是在哪里,构造建筑物的紧迫程度都是差不多的。建筑的焦点始终存在于安全、风土地貌和成本,还有一些详细描述的精确要求。比如规模多大,造价多高,能容纳多少人。这些要求是我们无能为力的,通常也不能表示反对。但我们会尽量研究如何满足这些要求。所以我们就有必要探讨各种背景应当提供的价值。比如文化潜力、传统、体验需求和活力,并探讨一种特殊文化里的重点是什么。这些因素会帮你界定设计范围,你需要明确它们。
M:对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成功竞标,可以从你以前的哪些工作中获取经验?
R:葡萄牙波尔图音乐厅的设计是OMA在那之前的成功作品。形式处理、创新技艺和彰显背景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设计的核心元素。设计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时候,我们不是考虑将夜市搬迁,而是在夜市的上方修建剧院。
M:记者的工作经历对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利弊?
R:记者的求知欲和建筑师的改变欲之间是存在冲突的。比如,台北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总体来说,台北人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睡得晚。这使得台北的夜生活极其精彩。在有些区域,公共场所的利用率非常高。作为一个记者,我可能比较关注餐馆。而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更关注的是改变现状。所以身为记者的我喜欢保持原状,而身为建筑师的我则喜欢在上面打造建筑,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活力和人流。”
M:你一直都是建筑的教育者,这个工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R:我采取不同的方式动员我的学生和我分享知识。每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通过交流,产生知识。我之所以对教育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创造知识、发现新的可能性的方式。我们正准备在莫斯科进行一项尝试,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进行沟通,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发问,应对不同的环境。
M:北京市民把央视大楼通俗地叫做“大裤衩”,你介意这个名字吗?
R: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无所谓。但那不是我们这些建筑设计者想控制或者可以控制的事情。我最想说的是,在这个大楼的背后,我们并没有刻意隐藏任何的特殊含义。
M:OMA建筑事务所早已将分支机构设到了北京和香港,并深入地参与到珠三角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你是否想过在上海或者长三角设立分支或参与某些重大项目的竞标?
R:不,还没有。因为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我们在香港和北京的分支都有各自的工作,所以如果在上海也有项目的话,也许我们会到上海来。
M:作为建筑师,你总是给人留下一种严肃而冷静的印象。几十年的建筑师生涯中,有什么爱好一直与你相伴?
R:不知道这算不算你所说的爱好。无论身处世界的任何角落,我每天都会游泳,在我看来这是直接介入当地文化的最佳方式。